“商鞅方升”的秘密
文/冯宝哲
作为热爱故土的秦东人，不可不知古重泉(蒲城古县名)的历史渊源，也不可不知带有重泉历史印痕的“商鞅方升”。它是目前所见最早“以度审容”的国家级标准量器的实物，是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存于上海博物馆，被视为镇馆之宝。上海博物馆被称为“中国文物的半壁江山”。而商鞅方升就是从“半壁江山”里精选出 来的三件国宝之一，可见其分量之重。
商鞅方升是目前为止商鞅变法唯一的实物例证，也是当时商鞅亲自督造的一批度量 衡标准器中唯一幸存于世的。从文物的质量内涵来说，这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以度审容的计量器具，它承载的计量技术内涵沿用至今。商鞅方升不仅是一件在当时条件下极尽精准公平的量器，还是商鞅变法中的一件强国重器，更是秦国能统一六国、影响千秋万 代的核心秘密。商鞅统一度量衡，不仅加快了秦国强盛的步伐，还为以后秦始皇统一全 国度量衡打下了基础。
商鞅方升，属战国中期的青铜器，其制作工艺并不复杂，既没有奇丽的纹饰，也没有神秘的图案，而是一个由几何直线组成的斗状物。斗呈长方形，直壁，后有长方形柄，高 2.3 厘米，通长 18.7 厘米、内口长 12.4 厘米、宽 6.9 厘米、深 2.3 厘米。器壁三面及 底部均刻铭文，左壁刻： “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 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刻秦 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 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右壁刻“临”字。“重泉”与左壁铭文字体一致，应是一次所刻，而“临”字与底部诏书为第二次加刻。可知此器初置于“重泉”（今蒲城），后转发至“临”（今河北临城）。《史记 ·秦本纪》：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铭文中的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 344 年）。此器是商鞅任“大良造”时所颁发的标准量器。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证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即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容积定为一升。说明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我国已经运用“以度审容”的科学方法，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数字运算和器械制造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商鞅方升是文史界无人不知的国家重量级文物，更是中国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是战国至秦汉容量、长度单位量值赖以比较的标准。前后又经历了 120 多年的实际使用时间，从秦孝公变法时商鞅统一秦国度量衡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天下尽用秦制最有力的物证，同时也充分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商鞅在秦国变法的继续和发展。因此，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商鞅方升距今已经 2300 多年了，它不是近代科学考古发掘的成果，它的出土时间 和地点，一直是个谜团，至今无人可解。据笔者了解， 它在“文革”之前一直流落民间。 它是何时为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如果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这还得从声名煊赫的“合肥 龚”说起。
清朝初年，安徽合肥出了一个名人龚鼎孳（1616—1673 年），字孝升，号芝麓，是 中国文学史上的“江左三大家”之一。历任刑、兵、礼三部尚书。其后代几代为官，一门显赫，家道殷实，资本雄厚，老合肥城的几条街道都是龚家的店铺。进入民国后，龚氏家族有兄弟二人定居上海做起了收藏文物的生意。所藏历代玉玺、金饼、印章、字画、 青铜、瓷器等数量可观，其中以楚国金饼及商鞅方升为著。龚氏兄弟不仅笃好文物，而 且潜心研究，认真考证，曾著录《浦口汤泉小志》，文中收录了龚氏兄弟撰写的《周爰金考》、《秦鞅量考》二篇。周爰今释读为郢爯，秦鞅量即商鞅方升无疑。龚家收藏的文物，精品颇多，而兄弟二人特别看重楚国金饼及商鞅方升。龚老先生弥留之际曾向其子龚安东交代：秦量和印子金（即楚国金饼）是传家之宝，谁要外卖，谁就是罪人。日伪时，日本人多次来寻，无论是施以权势，或出重金，或以优厚、诱人的条件换取，龚家人都从未动摇过。解放后，上海博物馆为了征集商鞅量，曾由馆长沈之瑜出面，宴请龚氏后人龚安东、朱静宜夫妇，商请出让这传世珍宝，并许以解决住房、照顾孩子上大学的额外优惠，但他们还是以“早被父亲卖给外国人了”为词婉拒。
“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冲进龚氏后人龚安英家，逼她交出国宝“商鞅方升”，龚安英装聋作哑，矢口否认家中有此一宝。闻讯赶来的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们劝走了造反 派，使龚安英幸免一难。但造反派并不甘心，又找龚氏家族有关知情人，最终“起获” 商鞅量。原来龚家将“商鞅方升”藏于上海师范大学校园中。此后由上海博物馆出面，与造反派协商，将“方升”先由“上博代管”。“文革”结束后，按政策方升及其他文物一并归还龚家。龚氏后人经再三考虑， 终将祖传的一大批珍贵文物悉数交给了上博馆。从此这件流传了 2300 多年的贵重文物，走进了文物圣殿上海博物馆。
龚氏得此国器后对其铭文进行了全面研究，其后史学家也进行了考证。从铭文分两次所刻而断定其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初置于重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无 前 221 年）加刻诏书后又转发于临地。史学家研究推导出此方升有可能铸造于重泉的大胆设想。据2007 年陕西省文物普查办对位于古重泉城近约10公里的寺坡冶炼遗址进行 探查，发现这里文化堆积厚约 1.5—3 米，包含物非常丰富，有泥质灰陶粗绳纹陶翁残片，泥质灰陶窑沿卷唇陶罐残片、石杵、石碾盘，耀州瓷残片，有七、八处灰坑暴露在断面，灰坑平面为不规则椭圆形，深约1米，土质青灰，包含物丰富，还发现有冶炼窑炉，砖窑和冶炼废弃物，有冶炼坩埚，金属冶炼漂浮物泥质绿色琉璃瓦残片等。普查队队长左汤泉认为，此遗址年代可前推到秦汉时期，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结束于元代。
另外，龚氏兄弟的考证并未指出秦量的出土时间与地点，说明这个问题在当时已经为未知数。商鞅量何时出土？还是一直藏传于民间？存于清晖阁以前又是怎样辗转收藏 保存的？其根源无从查考，这使得商鞅方升的神秘色彩更加浓厚，很可能成为千古哑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