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文化·讲黄河故事系列之

渭南市政协文史港澳台侨委员会

渭南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山河圣地祭黄河

文/陈凯华

“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指黄河、长江、淮河、济水），而河为宗”。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非常重视祭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黄河祭祀是官方重要的祭祀之一。从秦朝建立大一统国家开始，历朝历代以国家名义祭祀黄河的地方确定在黄河渭南段并载入历代官修正史礼仪志，这也是我们渭南市号称“山河圣地”的其中一个注解。　　
    在上古时期，人们主要依靠山林河流谋求生存，对山川河流的崇拜在上古时期就开始流行。中华文明诞生后，山川中的代表——五岳四渎开始备受重视，《礼记》记载：“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
    春秋战国时期，临近黄河的各个诸侯国都曾祭祀黄河。秦统一六国后，首次将祭祀黄河的地点确定在今大荔县的黄河边，并修建了河水祠，这是大一统的国家第一个专门祭祀黄河河神的场所。祭祀的时间是岁首用干肉和酒来祭祀，祈祷一年的丰收，冬天在河水封冻、河水解冻时举行祭祀酬以报河神一年来赐福，这些祭祀各用一头小牛，玉、帛等祭品各不相同。
　　汉承秦制。《史记》载，汉高祖二年（前205年），天下平定，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其河巫祠河于临晋（今大荔）”。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年），修河渎祠，祭祀加玉。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诏修河渎祠。汉武帝独尊儒术，五岳四渎的祭祀经过儒生的整理后，向儒家理想的礼制转变。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下诏书确定了五岳四渎的祭祀时间、地点和祭品等，使五岳四渎祭祀制度正规化，为后世所沿袭。

三国时期，曹魏承汉制祭祀黄河，建立起整个国家祭祀的秩序。
　　南北朝时期，由于西魏北周和东魏北齐以黄河为界东西分裂，关中东沿黄河一线战略地位凸显，东西魏长期以黄河为天险进行攻伐，因此北周、西魏的控制者宇文泰长期坐镇同州，北周五位皇帝中三位出生在大荔，北周、隋、唐，三个朝代的创始人均在大荔建宫起宅，并在此地开始兴起。北周非常重视黄河祭祀，在北周朝邑县汉代黄河祠的基础上建立了四渎祠，用以祭祀四渎。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年），权臣宇文护在四渎祠建碑一所，被称为《后周河渎庙碑》，同年还有一块秦东名碑问世，即北周《西岳华山庙碑》，《西岳华山庙碑》幸有西岳庙庇护，历经1400多年风雨，至今仍然耸立于世，可惜它的兄弟之碑——《后周河渎庙碑》至今毫无踪迹。而在唐武德七年（624年）编纂的《艺文类聚》中保留了此碑的一部分内容：“灵祠岳立，贝关云浮，寂寥诡怪，仿佛神游。姬嬴分国，河渭合流，桃花春水，灵草孤洲。潼乡河曲，汾阴睺（应为“脽”）壤，乱流不度，龙门难上。河鱼送迎，江妃来往，水开通迹，山临高掌。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荣光离合，云气徘徊。水仙遗操，津吏馀杯，波息川后，浪靖澹台。”这段碑文中出现了许多渭南段黄河的元素，例如西岳华山、黄河渭水合流、潼关河曲、龙门、汾阴脽、黄河渡口等，描写了此段黄河的美景。
　　隋代，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闰十月，发布诏书，加强河渎祠的管理，专设一名负责人进行日常管理，并要求在河渎祠多移植松树和柏树。
    唐代。《旧唐书·礼仪志》记载武德、贞观年间，祭祀西海、西渎大河的地方在同州，用牛、羊、豕三牲全备的“太牢”礼仪，用竹制的笾、木制的豆为容器各四个，用来盛放各类祭品，祭祀官为当地的都督、刺史。唐《开元礼》记载了祭西渎大河的祭文：“唯神上通云汉，光启图书，分导九枝，旁润千里，素秋戒序，用率典常。”唐玄宗时代，不仅每年按时祭祀，更开启了不定期派遣使者特别祭祀的风气。据统计，玄宗时代至少进行了13次遣使特别祭祀，分别是为了丰年报谢、祈晴报谢、蛮夷款服、南郊大赦、四海册封等。

令人欣喜的是唐代的河渎祠在传世文献中第一次有了具体的地址，唐代贞观十六年（642年）的《括地志》载：“大河祠在同州朝邑县南三十里。”据学者考证唐代朝邑县城应在今大荔县朝邑镇附近，据实际推算，唐代的河渎祠当在今天大荔县黄渭洛三河口附近。

祭祀地点的变迁。开元十五年（727年），河渎祠的地址有了历史记载上的第一次变动，《新唐书·地理志》河中府河西县词条下记载：“十五年自朝邑徙河渎祠于此”，开元十五年河渎祠从朝邑搬迁至河中府河西县。为什么要搬迁？《新唐书·五行志》载：开元十五年七月“洛水溢，入鄜城，平地丈余，死者无算，坏同州城市及冯翊县，漂居民二千余家。”可见当年的洪水非常凶猛，竟然将同州城都淹没了，那么地处三河口的河水祠很可能荡然无存，完全无法修复只能另迁新址。
　　河中府城遗址在今黄河西岸的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大清一统志》载：“河渎神庙，在永济县南门外，唐书地理志河中府河西县，开元十五年自朝邑徙河渎祠于此。”清代《山西通志》蒲州府永济县词条下载：“河渎神庙在南门外祀西渎大河之神”“唐制祭西渎大河于同州，唐地理志开元十五年自朝邑徙河渎祠于河中府”。清代编纂的《晋政辑要》载：“蒲州府南门外旧有河渎神祠，建自唐开元十五年”。

那么河西县是从无到有的哪里？《旧唐书》载：“河西，旧朝邑县，属同州，管长春宫。乾元元年，置河中府，割朝邑来属，改为河西县，以盐坊为理所。”《新唐书·地理志》载：“河西，开元八年析河东置，寻省。乾元三年更同州之朝邑曰河西，来属。大历五年复还同州，析朝邑、河东别置。”通过《唐书》这样最接近当时的史料，我们得知这个河西县是在开元八年（720年）从河东县分出来的，乾元三年（760年）又将朝邑改名为河西，大历五年（770年）又从朝邑、河东分别割出来一块土地，成立河西县。无论如何，这个河西县的县城位于黄河西岸，河西县之名有位于黄河西岸的意思。

唐代为什么要让河中府管辖河西的土地呢？这就牵扯到一项伟大的工程——蒲津关大桥。蒲津是集渡、关、桥为一体的重要战略要地，从春秋战国开始就有架设浮桥之制，以后历代所沿袭，西魏时筑城于蒲津西岸，隋代亦于蒲津起河桥。蒲津关是沟通华北与国都长安的关键所在，维系着唐王朝的国运命脉，每年华北各地供给国都的粮食、物资都要从这里经过。当时为了管理这座浮桥，在河西专设一河西县，交给河东的河中府（蒲州）统一管理，当时建立的河西县非常小，夹在朝邑与黄河之间，仅仅占有今天大荔县黄河滩的土地，与上世纪初设立的平民县非常相似。
　　河渎祠在河西县正西北城外一里，其具体位置在哪里？唐代日本和尚圆仁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开成五年（840年）八月十三日，“侧有蒲津关，到关得勘入，便渡黄河。浮船造桥，阔二百步许。黄河西流，造桥两处。南流不远，两派合。都过七重门。向西行五里，到河西县八柱寺宿。寺在县城西，去县百步来地。”因此河西县在蒲津关西五里左右，蒲津关东岸大铁牛出土后，蒲津关东的具体位置基本确定，根据学者研究蒲津桥长300米左右，经地图测量，当年的河西县城大约位于今大荔县大庆关村东边的黄河当中，唐代的河渎祠同样位于黄河中。
　　蒲津关何时改名为“大庆关。宋太祖乾德六年（968年），定祭河渎于河中府。此时的祭祀地点依然在河中府河西县，唐代到宋初的蒲津关一直没有变化，蒲津桥继续使用，因此河渎祠的位置应当也没有变化。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定河渎祭日及祭所，立秋日祀西海河渎，并在河中府河渎庙对西海进行望祭。宋代皇帝中，宋真宗非常热衷于祭祀，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泰山封禅，同年三祭河渎，其中一次亲临，两次派使者专祭。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月，宋真宗从开封府出发先后祀后土祠、舜庙，度河桥，观铁牛，祀河渎庙。此次出行宋真宗认为自己的统治得到神灵的认可，下令大赦天下，赐天下酺三日，并将蒲津关改名为“大庆关”。
　　然而北宋中后期黄河开始向西摆动，河水数西溢浸朝邑，河西县在宋天禧五年（1021年）从黄河西岸迁徙到了黄河东岸河中府府城内的通化坊搬迁后的河西县与河东县同处一城。时任河中府通判范仲淹，上书朝廷，建议裁撤河西县，并入河东县。直到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河西县才正式并入河东县。据此，河渎祠在河西县的时间共293年。此后河渎庙一直位于黄河东岸。

元明清三朝也很重视祭祀五岳四渎，对河渎庙进行了多次修整。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帝南巡，专程祭祀黄河、西海，为河渎庙御书“砥柱河津”，为西海神庙御书“源远流长”，御书碑石“砥柱河津”现存蒲津渡遗址博物馆。蒲州古城从明朝开始，因离黄河较近，屡受黄河水威胁。1942年，黄河大水，绕城而流，城被围其中。1946年秋黄河又涨，河床高出城池，次年县城及城内居民迁出蒲州，河渎庙、西海神庙也逐渐荒废，以至于杳无踪迹。
　　河渎祠的沿革历史可以看到中华礼仪的崇古性，朝代更迭，祭祀地点不会更改，以显示自身的正统地位。河渎神只能由中央来举行祭祀大典，都是为民众确立一种统一性的、合法性的对大地自然神灵的信仰，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除了载入朝廷最高礼仪的临晋、河西、蒲州河渎庙外，在黄河容易发水灾的地方，民间或官方也修建有河渎庙，多建于宋明清等朝代。韩城市就曾有一座河渎庙，位于今韩城市河渎村，此庙现已不存，仅留有《敕修同州韩城河渎灵源王庙碑》，此碑现位于司马迁祠。
　　黄河滔滔，万里浩荡，河渎祠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黄河安澜、国泰民安的价值追求，两千年来，国家最高礼仪大典，年年祭祀，全国瞩目，国家和人民对黄河的期望都在这小小的河渎祠中体现，这是中华民族对母亲河－－黄河的精神寄托。两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寄托就在黄河渭南段不足30公里的河道旁。今天，我们虽看不到历史悠久、承载民族感情的河渎祠，但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可以骄傲地说，山河圣地，这是最能代表黄河精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