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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岸边有故事----“商鞅方升”的秘密
发布时间:2021/8/23  浏览次数:2008 次  来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渭南市委员会-渭南市政协-政协渭南市委员会、渭南政协

弘扬中华文化·讲黄河故事系列之27

渭南市政协文史和港澳台侨委员会

渭南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黄河岸边有故事----“商鞅方升”的秘密

陕西蒲城 冯宝哲

作为热爱故土的秦东人,不可不知古重泉(历史上蒲城最早的县名)的历史渊源,也不可不知带有重泉历史印痕的“商鞅方升”。它是目前所见最早“以度审容”的国家级标准量器的实物,是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存于上海博物馆,被视为镇馆之宝。上海博物馆被称为“中国文物的半壁江山”。而商鞅方升就是从“半壁江山”里精选出来的三件国宝之一,可见其分量之重。

我们现在见到的龚心钊的考证文字,是在龚家得到商鞅量不久,写在商鞅量拓片上。这个拓片中最大的印章是“合肥龚氏金石刻辞”,还有翁同龢及其孙辈翁试孙的鉴赏章和落款,中间的一段题跋龚心钊写于1905年:“嬴秦文字传世者,惟泰山峄山石刻。近百年来,吉今出土日众。有诏版权量诸器,以长白端午桥制军、黄县丁干圃所得为最多,然率皆始皇二世之诏。此器则为孝公时商君平斗桶之制。商君为变法之祖,此量实为变法之舆,不独以先秦文字重也。丙午七月将重游欧洲,倚装记此。龚心钊。”

龚心钊写题跋的时间,距今已经110多年。最直接的证据是友人在“赏识”题跋后落款时注明的时间:“光绪乙巳春二月景张仁兄属”“乙巳二月十九日”即1905年春。只有做拓片并题跋在前,观览者欣赏后才有可能落款。换句话说,龚家得到商鞅量后,少则几天,多则一年半,就有了鉴赏的初步结论。

这件宝物也得到了龚心铭的重视,他以米芾手卷从弟弟手中换得了商鞅量,“文革”中造反派对龚家抄家时,就抄出了一张纸条,就是当年老兄弟俩所签署的互让交换合约。方升铭文早期的释读者就是龚心铭先生。他在《秦鞅量考》一文中对此器上的两段铭文释读如下:“十八年,齐卿大夫众来聘,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一为升。重泉。”对这一段文字,龚氏又作了如下的解释:“按大良造鞅乃商鞅也。《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姓公孙,少好刑名,因秦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十年以为大良造……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音勇,今之斛也)权衡石丈尺。此量十八年诏,当在秦孝公时商鞅治秦所凿,后人只知丞相绾法度量衡石丈尺,不知商鞅治秦平斗桶已在前也(丞相绾,王绾也)。”底部一段文字释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一之。”对秦始皇加刻的这一段文字,龚氏的解释如下:“按此诏乃始皇帝兼并天下后,诏李斯改小篆所凿,故字文较肥,前诏文细,仍是先秦文字,乙酉,酉字尚有锺鼎笔意,重泉二字似与前诏同时刻,临字是后刻(以意揣之,此量始用于重泉地方,继又用于临)。重泉,《史记•秦本记》:秦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堑洛。城重泉。(《地理志》:重泉县属冯翊,在陕西同州府蒲城,周时为晋邑,秦为重泉县。)临:《左传•哀公四年》,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临,晋邑,在直隶临城县东。”这两段文字及龚氏的注释,曾载入龚心铭先生印行于民国丁卯年(1925)的《浦口汤泉小志》,距今已时隔九十多年。龚心铭先生不仅收藏了这一珍贵国宝,而且是铭文最早的释读者,为后人铺平了道路,其后引用者甚多,或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或加以扩展,这都说明龚老先生的研究对正确认识中国计量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史家由此器的铭文分两次所刻而断定其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初置于重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无前221年)加刻诏书后又转发于临地。这应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令笔者颇为不解的是秦始皇向各地颁发标准量器,为什么不统一另行铸造标本?作为中央集权的大秦,既有这样的需要,也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却要采取转发重泉的旧物呢?把重泉的标准量器转发到临,重泉检验量器又该以何为据呢?这里就有一种可能,即重泉还存有相似的标准量器,或者干脆重泉就是铸造标准量器的地方,不然为什么不就近将内史管辖的地方或者郦邑(临潼)、高陵、泾阳的标准量器转发到外地,而偏偏选定距离京城相对较远的重泉的旧物,并且郑重其事地加刻诏书而发往几千里以外的直隶临地呢?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由此使我产生了商鞅方升“初置于重泉”的史家结论也可能推导出此方升铸造于重泉的大胆设想。当然,在未取得确凿的证据之前,这种假设的确难以服众,但就目前占有的资料来看,毕竟重泉是第一个刻上商鞅方升的地名,它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线索,其接近真象的机率应该说是最大的。况且古重泉附近历史上就有冶炼遗址的存在。据2007年陕西省文物普查办对位于古重泉城近约10公里的寺坡冶炼遗址进行认真探查,发现这里文化堆积厚约1.5——3米,包含物非常丰富,有泥质灰陶粗绳纹陶翁残片,泥质灰陶窑沿卷唇陶罐残片、石杵、石碾盘,耀州瓷残片,有七、八处灰坑暴露在断面,灰坑平面为不规则椭圆形,深约1米,土质青灰,包含物丰富,还发现有冶炼窑炉,砖窑和冶炼废弃物,有冶炼坩埚,金属冶炼漂浮物泥质绿色琉璃瓦残片等。普查队队长左汤泉认为,此遗址年代可前推到秦汉时期,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结束于元代。当然,笔者也期望今后有更多的出土考证来判明这个假设的真妄。

另外,龚氏兄弟的考证并未指出秦量的出土时间与地点,说明这个问题在当时已经成为未知数。商鞅量何时出土还是一直藏传于民间?存于清晖阁以前又是怎样辗转的?其根源确实是无从查考了,这就使得商鞅方升的神秘色彩更加浓厚,从而很可能成为千古哑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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