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华文化·讲黄河故事系列之27

渭南市政协文史和港澳台侨委员会

渭南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黄河岸边有故事----“商鞅方升”的秘密

陕西蒲城 冯宝哲

作为热爱故土的秦东人，不可不知古重泉（历史上蒲城最早的县名）的历史渊源，也不可不知带有重泉历史印痕的“商鞅方升”。它是目前所见最早“以度审容”的国家级标准量器的实物，是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存于上海博物馆，被视为镇馆之宝。上海博物馆被称为“中国文物的半壁江山”。而商鞅方升就是从“半壁江山”里精选出来的三件国宝之一，可见其分量之重。

我们现在见到的龚心钊的考证文字，是在龚家得到商鞅量不久，写在商鞅量拓片上。这个拓片中最大的印章是“合肥龚氏金石刻辞”，还有翁同龢及其孙辈翁试孙的鉴赏章和落款，中间的一段题跋龚心钊写于1905年：“嬴秦文字传世者，惟泰山峄山石刻。近百年来，吉今出土日众。有诏版权量诸器，以长白端午桥制军、黄县丁干圃所得为最多，然率皆始皇二世之诏。此器则为孝公时商君平斗桶之制。商君为变法之祖，此量实为变法之舆，不独以先秦文字重也。丙午七月将重游欧洲，倚装记此。龚心钊。”

龚心钊写题跋的时间，距今已经110多年。最直接的证据是友人在“赏识”题跋后落款时注明的时间:“光绪乙巳春二月景张仁兄属”“乙巳二月十九日”即1905年春。只有做拓片并题跋在前，观览者欣赏后才有可能落款。换句话说，龚家得到商鞅量后，少则几天，多则一年半，就有了鉴赏的初步结论。

这件宝物也得到了龚心铭的重视，他以米芾手卷从弟弟手中换得了商鞅量，“文革”中造反派对龚家抄家时，就抄出了一张纸条，就是当年老兄弟俩所签署的互让交换合约。方升铭文早期的释读者就是龚心铭先生。他在《秦鞅量考》一文中对此器上的两段铭文释读如下：“十八年，齐卿大夫众来聘，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一为升。重泉。”对这一段文字，龚氏又作了如下的解释：“按大良造鞅乃商鞅也。《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姓公孙，少好刑名，因秦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十年以为大良造……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音勇，今之斛也）权衡石丈尺。此量十八年诏，当在秦孝公时商鞅治秦所凿，后人只知丞相绾法度量衡石丈尺，不知商鞅治秦平斗桶已在前也（丞相绾，王绾也）。”底部一段文字释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一之。”对秦始皇加刻的这一段文字，龚氏的解释如下：“按此诏乃始皇帝兼并天下后，诏李斯改小篆所凿，故字文较肥，前诏文细，仍是先秦文字，乙酉，酉字尚有锺鼎笔意，重泉二字似与前诏同时刻，临字是后刻（以意揣之，此量始用于重泉地方，继又用于临）。重泉，《史记•秦本记》：秦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堑洛。城重泉。（《地理志》：重泉县属冯翊，在陕西同州府蒲城，周时为晋邑，秦为重泉县。）临：《左传•哀公四年》，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临，晋邑，在直隶临城县东。”这两段文字及龚氏的注释，曾载入龚心铭先生印行于民国丁卯年（1925）的《浦口汤泉小志》，距今已时隔九十多年。龚心铭先生不仅收藏了这一珍贵国宝，而且是铭文最早的释读者，为后人铺平了道路，其后引用者甚多，或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或加以扩展，这都说明龚老先生的研究对正确认识中国计量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史家由此器的铭文分两次所刻而断定其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初置于重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无前221年）加刻诏书后又转发于临地。这应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令笔者颇为不解的是秦始皇向各地颁发标准量器，为什么不统一另行铸造标本？作为中央集权的大秦，既有这样的需要，也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却要采取转发重泉的旧物呢？把重泉的标准量器转发到临，重泉检验量器又该以何为据呢？这里就有一种可能，即重泉还存有相似的标准量器，或者干脆重泉就是铸造标准量器的地方，不然为什么不就近将内史管辖的地方或者郦邑（临潼）、高陵、泾阳的标准量器转发到外地，而偏偏选定距离京城相对较远的重泉的旧物，并且郑重其事地加刻诏书而发往几千里以外的直隶临地呢？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由此使我产生了商鞅方升“初置于重泉”的史家结论也可能推导出此方升铸造于重泉的大胆设想。当然，在未取得确凿的证据之前，这种假设的确难以服众，但就目前占有的资料来看，毕竟重泉是第一个刻上商鞅方升的地名，它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线索，其接近真象的机率应该说是最大的。况且古重泉附近历史上就有冶炼遗址的存在。据2007年陕西省文物普查办对位于古重泉城近约10公里的寺坡冶炼遗址进行认真探查，发现这里文化堆积厚约1.5——3米，包含物非常丰富，有泥质灰陶粗绳纹陶翁残片，泥质灰陶窑沿卷唇陶罐残片、石杵、石碾盘，耀州瓷残片，有七、八处灰坑暴露在断面，灰坑平面为不规则椭圆形，深约1米，土质青灰，包含物丰富，还发现有冶炼窑炉，砖窑和冶炼废弃物，有冶炼坩埚，金属冶炼漂浮物泥质绿色琉璃瓦残片等。普查队队长左汤泉认为，此遗址年代可前推到秦汉时期，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结束于元代。当然，笔者也期望今后有更多的出土考证来判明这个假设的真妄。

另外，龚氏兄弟的考证并未指出秦量的出土时间与地点，说明这个问题在当时已经成为未知数。商鞅量何时出土还是一直藏传于民间?存于清晖阁以前又是怎样辗转的?其根源确实是无从查考了，这就使得商鞅方升的神秘色彩更加浓厚，从而很可能成为千古哑谜了！